金融科技已成为近几年金融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尤其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上，金融科技使金融服务的下沉成为可能。疫情防控期间，线上金融的需求陡然增强，这对金融服务线上化以及风控、人工智能等方面提出更多要求。金融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还将具体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致力于解决哪些问题？近日，本报记者邀请了三位金融科技公司的负责人，请他们一同探讨对金融科技的理解及未来行业发展趋势和前景。
　　《金融时报》记者：金融科技已经运用到传统金融的方方面面，在您看来，具体涉及的领域有怎样的变化？这些对金融机构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起到怎样的作用？
　　王德伟：金融科技在传统金融行业中的运用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信息化，主要是指传统金融机构对于金融科技的投入，结合软硬件的信息化基础建设和升级。第二个阶段是数字化，区块链、智能风控、机器学习等金融科技的金融化应用，都以数据实现为基础，更多传统金融业务从线下转为线上，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加速。第三个阶段是智能化阶段，更多先进的金融科技运用于传统金融业务上中下游各个节点，大幅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扩大金融服务边界。
　　总体而言，金融科技对金融机构的影响逐步深入，移动化、网络化、智能化程度加深，成为金融机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的核心驱动力，运营效率提升、成本结构优化、金融产品和服务不断创新，带来了更优质的客户体验。
　　张韶峰：从业务角度来讲，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应用，正在从后端走向中端和前端。例如，在风控的信贷资质评估环节，通过算法进行信用评估，在这种场景下，AI与大数据应用在中后端运行，不会直接接触到客户，客户也无法感知。但在营销和客服等环节，当客户接到一个智能语音机器人电话时，AI与大数据技术就已经直接触达客户，AI技术走向了前端。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业务需求，银行等金融机构纷纷转型开始搭建智能风控体系。然而很多中小机构缺乏AI相关技术人才，很难独立完成模型部署与维护。因此，由金融科技企业提供外部技术支撑很有必要，对金融机构来说转型成本也最小。
　　姚志强：单从人工智能这一角度来说，最早期这一技术用于身份验证，随后出现了语音问答需求，后来又升级到目前的OCR识别、大数据风控、智慧门店等。整个演变过程都是随着金融科技落地，用户渐渐地产生更多需求，人工智能企业也从“等需求”，进化到“找更多可能出现的需求”。
　　《金融时报》记者：疫情防控期间，“非接触式”线上金融服务发展迅速。这种背景下，金融机构对科技的需求和运用有哪些变化？
　　张韶峰：疫情对金融业的影响是直接的，比如突发式增长的逾期率。为应对这一问题，很多银行和消费金融企业都推出了延期还款、减免利息等优惠政策。但这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大量延期业务申请、难以判断是否恶意延期还款。如何在短时间内高效处理业务需求等，需要借助大数据风控来分析判断。另外，线上业务更加追求精细化运营，对智能获客、智能风控和智能催收等，都有很强的需求。
　　面对银行客群欺诈风险、信用风险上升的现状，在风控策略应对方面，百融云创针对性地设计了“反欺诈规则—反欺诈评分—信用评分—额度和利率评分”的漏斗式筛选策略，整体策略上线后，可实现人工审批率和通过坏账率的“双降”。
　　王德伟：疫情下迅速发展的“非接触式”线上金融服务是金融科技需求的一个重要转折，很多“非接触式”科技细节转换都在提速。金融机构在疫情期间能够有效满足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过程中的多层次金融需求，得益于前期丰富的数字技术积累和科技探索。不过现在看，依然需要继续加快开展规模化数字建设，推动形成覆盖前中后台的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体系。随着金融消费者总在网时长的增加，金融机构在营销获客、客户服务等环节也需要实现智能化突破，构筑系统的数字化运营体系。
　　姚志强：疫情加速了线上金融业务发展，其实从支付宝、微信支付到后来各银行APP，“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金融模式本身就是大势所趋。未来，以“人工智能平台为核心+应用提供服务+智能设备为终端”的金融服务模式将成为主流，以此来提供精细化且便捷的服务。
　　《金融时报》记者：近年来，金融的发展一直沿着服务实体经济这条主线。金融科技如何帮助传统金融机构更好地服务于实体，尤其是中小企业发展，催化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
　　王德伟：提高金融服务可获得性是解决小微企业贷款难的一个关键。对此，首先可以提高传统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风险识别和定价能力、摆脱对担保抵押的依赖、降低小微企业金融成本；其次是提升业务的可触达性，打破空间和地域限制，下沉市场，提升金融服务覆盖面；最后，实现产品的可定制化，对不同行业和场景下的小微企业提供差异化服务。实现这些都离不开金融科技助力。此外，充分运用科技手段提升政策传导效率与精准度，也将有力地帮助传统金融机构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张韶峰：信用科技可以有效挖掘数据，帮助金融机构实现客户下沉，解决推行普惠金融过程中的技术壁垒。因此，金融机构不遗余力地加大金融科技的渗透力度，一方面是推动其自身信息化、数字化的信用体系搭建；另一方面是成为征信机构的有力补充，为普惠金融寻求科技支撑。
　　比如，百融云创以大量客户为依托，搭建了一个资源流通的平台和桥梁，左边是金融机构，右边是产业互联网或者小微企业，通过信用科技的智能“催化”，即以技术手段为金融机构和小微企业实现适配，并提供风控以及金融产品设计服务，促进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高效流通，帮助解决小微企业贷款难的问题。
　　姚志强：以前银行不愿意贷款给中小企业，要解决这一困扰，不能单纯依靠传统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金融科技的创新运用为其提供了新的解决方式。
　　就风控而言，从前使用传统二分类模型来判别白样本与黑样本，把具有逾期表现的用户确定为黑样本，没有逾期行为的用户当作白样本。但事实上，没有逾期行为的用户也可能是未知样本。有了金融科技后，事情变得简单多了。比如，云从科技研发的PU learning的技术，能够减少将未知样本视为白样本所带来的系统性偏差风险。将该技术融入云从金融风控类解决方案后，金融机构能更高效快捷地通过大数据的精准分析，实现对中小企业业务能力、资金状况和以往信用的全方面判断，由此实现快速精准放贷。
　　《金融时报》记者：如何能够做到金融科技的运用有“1+1>2”的效果，更好地去融合，而不是简单叠加？
　　姚志强：一方面，科技的运用必须服务于（金融）业务，必须从现有业务的“痛点”和需求入手，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另一方面，科技要引领业务，又不能完全被现有的业务痛点和需求束缚了手脚，因为业务对技术的发展是不敏感的。金融科技公司站在金融和科技的交汇点上，掌握供需两方的信息和资源，要承担起引领者的作用。
　　王德伟：传统金融机构在业务拓展、流程优化及内部管理体系升级等多个方面都面临着数字化转型的需求，需要应用金融科技突破瓶颈，这本身就不是一种简单的叠加。从金融科技的发展来看，场景化趋势已是必然，金融科技的运用会开发或渗透到越来越多的场景中，加速跨场景资源整合，更全面地覆盖渠道，对金融机构的赋能效果是“1+1＞2”的。
　　金融科技的运用是创新的、进阶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协同效应是颠覆性的，金融科技公司也已经日趋成熟，是普惠金融事业中的重要一环。
　　张韶峰：“金融+科技”，即在“互联网+iABCD”（IoT、AI、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技术推动下，金融机构建设包括系统架构、产品运营、风险管理等业务核心环节实现全方位数字化，进而提升在线化、金融化、智能化能力。从行业整体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和先天资源禀赋来看，传统金融机构与已经建立起核心数字科技能力的金融科技企业合作，将是一个效率最优、成本最优和社会资源价值最大化的共赢模式。
　　“产业+科技+金融”模式能够打破“数据孤岛”，让不同体系中数据的“沉睡价值”被唤醒，有效解决普惠金融人群因结构性数据不足而产生的风控难度高的问题，从而获得“1+1+1>3”的效果。
　　《金融时报》记者：下一个阶段，金融科技的重点发展方向是什么？最可能突破的领域是哪里？
　　王德伟：未来3到5年，金融科技的重点发展方向主要有三个：一是政府融合层面，这其中包含金融科技监管的实施与应用，更多政府“沉睡资源”的市场转化以及金融风险的预防等多维度；二是在金融机构业务架构层面，主要包含以金融要素、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等底层基础架构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优化；三是金融机构业务应用层面，需要实现“场景+业务+科技”的应用转化。金融科技一定要和金融业务结合起来，才可以真正服务更多中小企业，促进金融机构智能化、数字化、开放化转型，同时有效控制金融风险。
　　张韶峰：目前在中国只有大约5亿人的信用记录比较“厚”，这意味着，还有数亿信用记录比较“薄”或者无信用记录的老百姓和小微企业很难获得普惠金融服务，因为金融机构缺乏给他们授信的依据。预计在大数据与AI的帮助下，5年后，大多数中国人都能使用信用卡或获得贷款。通过使用前沿技术，特别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我们可以为更多人群服务，这可能是技术对普惠金融领域作出的最大贡献。
　　姚志强：有机构测算，2020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将达到1600亿元，到2030年，人工智能技术将帮助全球GDP增长12%。新时期的基础建设分为两层：一层是基础设施层，包括智能芯片、5G、感知网络、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上面还有一层，是人工智能，尤其是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所构建的智能经济形态，从而产生的效率提升能力。AI能够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把稀缺资源和专家服务以十倍、百倍的量级扩展出去，让每个人拥有更多的时间，享受更好的服务，这是AI的未来，也是我们一直以来强调的“人机协同”。